今年以来，中国经济K型分化特征突出，从供强需弱、到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分化，再到不同收入群体、城市间的分化。经济学家指出，面对K型分化，短期需加力稳增长，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长期则需通过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刘青周六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6年中期论坛上表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主要在于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两大层面，尤其需要关注“K型分化”可能带来的结构性风险。
他指出，K型分化正在各维度快速深化，核心在于经济复苏的不平衡：一部分领域高速增长，另一部分则增长乏力甚至收缩。在生产端，制造业与服务业呈分化走势，两大产业内部的裂变也日趋显著；在需求端，内需与外需、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的失衡，以及投资领域各产业间的分化同样在加剧。此外，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及区域布局也呈现明显分化。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则从人群和区域的角度谈了对K型分化的理解。他对界面新闻表示，中国经济的K型分化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不同收入的人群之间，二是城市之间，两者都和房地产有关，而人工智能（AI）的兴起进一步拉大了分化。
陆挺指出，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一线城市房价跌幅较小，低线城市房价跌幅更大，相对收入而言，中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从城市而言，过去十几年的房地产泡沫在三四五线城市尤为明显，当泡沫破灭、限购限售取消后，大量人力资源与财富重新向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集中，其结果是，过去两三年间，城市间的分化呈现加速态势。
陆挺进一步表示，AI的兴起正在将上述两个K型分化进一步扩大，原因在于：中国的AI应用率位居全球前列，以新进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恰恰是最容易受到AI冲击的群体。此外，中国的零工经济规模较大，这类人群同样易受AI替代效应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AI时代与以往的繁荣周期存在本质区别。陆挺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具有明显的梯次传导特征：工业从一线城市起步，逐步向低线城市梯度转移；房地产也是先由一二线城市启动，再逐渐向三四五线城市扩散。但AI时代截然不同——当大城市的模型供应商开始替代中小城市的低端律师、白领等岗位时，其关系不再是“扩散”，而是“直接替代”。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宏观结论：第一，一线城市的红利很难向外扩散至低线城市；第二，越是K型分化，总需求越是受限。
“当财富与收入高度集中于少数人群和少数城市时，内需很难像以往历次繁荣那样被全面拉动。北上杭深四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有限，其人口占比不超过全国的7%——这就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陆挺说。
刘青表示，这一轮结构分化会持续若干年。原因在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浪潮下，全球正进入新一轮资本开支周期，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尤其是AI产业链、装备制造业将持续迎来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传统产业投资可能面临持续调整的压力，出清过剩产能的需要叠加地方政府财力受限，使得这一轮下滑或比以往更持久、更激烈。这种结构性分化使得政策调控难度加大——既要支持新动能，又要稳住旧动能。
就政策着力点而言，与会专家认为，短期要加力稳增长，确保经济处于合理增长区间；中长期则需通过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
刘青表示，综合来看，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在4.5%到4.7%之间，对于既定增长目标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但近期的各种数据表明，短期稳增长的压力较为迫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5月，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今年前5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其中，5月转为下降0.6%，为2023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刘青表示，短期内，可以从四个方面稳住经济基本盘。一是加快财政资金落地，稳住投资底线。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快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和4.4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确保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于6月底前按计划基本下达完毕；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加快有序投放。压减低效支出，将有限财力集中到最有需要的领域，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
二是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适度宽松。刘青表示，在物价温和回升的背景下，可适时推进降准降息，同时扩大结构性工具的覆盖范围与额度，将更多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畴，进一步拓展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同时，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发挥好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在发债高峰时货币政策维持流动性充裕予以配合。
三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守住系统性安全底线。刘青建议继续因城施策，巩固当前一线城市房价积极变化的趋势，在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同时推动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降低购房融资成本；继续稳妥化解房企债务风险，防止风险向金融体系扩散。
四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以时间换空间，防止财政收缩效应加剧。除了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外，还应适度加大中央财政和金融支持，缓解地方财政“保运转”压力，为地方留出更多资源用于稳增长。刘青强调，短期内的财政收缩效应需要通过中央加杠杆来对冲，防止“化债—收缩—增长放缓—化债更难”的恶性循环。
“随着稳增长政策和项目陆续落地、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及去年下半年的低基数效应，2026年全年经济走势将呈现U型。”刘青说。
他还表示，中长期而言，则要通过结构性改革，重塑旧动能，提质增效；建立经济成果的分享机制，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他特别指出，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政策需更加关注如何通过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加快构建新型收入分配机制等手段，帮助“向下”一端的群体和地区渡过转型阵痛期，防止分化演变为断裂。
陆挺表示，当前需要正视内需疲弱的现实，不能因为出口增长较高，就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已经消失。从4、5月份经济数据来看，有必要推动财政支出小规模增加，至于货币政策，今年降息的概率不大。从长期来看，需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尤其是加快社保体系改革。陆挺强调，面对收入层面的K型分化，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应对技术变革冲击、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制度保障。
针对国内供强需弱的局面，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论坛上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调整储蓄消费结构，设定具体的量化指标，核心是划转约20万亿元国有资本充实社保，撬动国企、民企分红，释放居民消费；二是推进税制改革，重点是优化个人所得税、建立财产税征收体系，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控，逐步将基尼系数降至0.4以内。三是转变政府宏观调控重心，聚焦消费侧与民生短板建设，重点是补齐社保短板、优化城乡住房资源配置，释放新市民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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